内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教授提出了反映学科之间关系的克雷布斯创造力循环(Krebs Cycle of Creativity),其中设计与科学在圆环上互相对立,且不是互为输入与输出的关系,跟工程与设计、科学与工程之间的关系不同。我相信,通过创造一种「视角」以及实现设计与科学之间的融合,我们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两者的发展。这种联系包括设计的科学与科学的设计,以及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正如我之前曾写过,2011 年我加入麻省理工学院(译者注:下文简称「MIT」)媒体实验室时,首先学到的几个词之一就是「反学科」(antidisciplinary)。这个词当时出现在一则教职招聘广告的要求中。跨学科工作指的是来自不同学科的人一起工作。但反学科很不一样,它的工作范围无法简单地归属于任何一门现存的学科,一个有着自身专有语汇、框架和方法的特定研究领域。

对我而言,反学科研究类似于数学家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得出的著名结论「非线性物理的研究就像『非大象动物』的研究」,而反学科就是关于非大象动物的。

我相信,通过糅合设计与科学,我们能创造出一种严密而又灵活的方式,让我们得以用一种反学科的方式来探索、理解科学并作出贡献。

从很多方面来说,控制论运动示范了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即融合新技术来创造一个跨越现有学科的崭新运动,但这同时也是一记警钟:控制论由于过度形式化、「学科化」已变得支离破碎。正如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近日所言,控制论变得越来越晦涩、学术,虽日渐完善但也变得「枯燥得要死」。也许我们可以设计足够严密、足够有趣、足够「反学科」的事物,它不仅能存活下来,还能蓬勃发展。

在 MIT 媒体实验室,我们所寻找的学者是那些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现存学科领域的人——要么因为他们身处传统学科之间的罅隙,要么他们就已经超越了现有的领域。我总是说,如果任何实验室或部门有你想做并且能做的事,你就要赶快去做。只有无处可去时你才应该来 MIT 媒体实验室。我们是新时代的落选者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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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on des Refusés,由落选巴黎沙龙的艺术家于 1863 年开始自发举办的一个艺术展,展出被巴黎沙龙拒收的作品。马奈、毕沙罗等知名画家的作品都曾在其中展出。

当我思考我们已经创造出的「空间」时,我喜欢把它想象成一张代表「所有科学」的巨大纸张。学科是在纸上的小黑点。黑点之间的大量空白代表反学科的领域。许多人喜欢在这些空白之处探索,但这些尝试几乎无法得到资金支持,而且不锚定任何一个黑点所代表的学科就取得终身教职更是难上加难。

此外,许多有趣的问题——以及「棘手的问题」——似乎越来越难以通过传统学科的途径解决。揭开人类身体的复杂性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快速突破最有可能通过多人合作的「一门科学」(One Science)实现。然而,我们似乎难以逾越「多门科学」,这幅如此多不同的学科交织成的复杂版图,让我们都注视着同一问题都无从认识,因为我们的表达方式是如此不同,我们预设的视角是如此迥异。

由于资金和人才都集中于现有的学科,我们需要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和资源才能做出独特的贡献。尽管学科之间和之外的空间可能有更大学术挑战,但这些地方的竞争也更少:用更少的资源就能尝试非常规但有前景的方式,而且有巨大的潜力解锁看似相互隔阂的学科之间的联系,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影响力。互联网和不断降低的电子计算、原型制作、生产加工成本也让研究成本有所减少。

反学科的历史背景:控制论

尽管在互联网和摩尔定律的驱动下,反学科工作因新技术与工具不断降低成本而变得越来越可行,但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

早在上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曾发生过一场相似的运动——一系列赋能的技术与工具,而不完全是成本降低,驱动多个不同的领域开始融合。从弹道导弹控制到理解生物系统如何控制动作,各种领域的原理所催生的应用,把工程师、设计师、科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思想家从不同领域聚集到一起,着手研究系统和反馈回路,利用所得了解、设计复杂系统。这种针对系统的跨学科研究就被称为「控制论」。

尽管每当想到控制论时,数学家、哲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他的著作《 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经常首先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但是「一阶控制论」的大部分内容其实属于工程学领域。(「一阶控制论」是关于如何利用反馈系统和反馈回路来控制、管理系统,而「二阶控制论」更多的是关于自适应的复杂系统和无法被控制或高度复杂的系统。)

尽管得到的关注较少,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士参与到了控制论的发展之中,比如海因茨·冯·福尔斯特(Heinz von Foerster)、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和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他们关注的更多是二阶控制论。

有些人把二阶控制论称为一阶系统的社区。前者拥有更多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s),而非目标观察者(objective observers)/设计者。比方说,一个一阶控制系统会是一个温控器,而一个二阶系统将会是地球的生态系统。工程师把温控器作为一个物体设计出来,这个物体能够被工程师理解、控制,也可以服务于能与工程师交流的用户,然而生态系统是一个我们作为参与者生活其中、无法控制,而且会适应我们行为的体系。鉴于管控如此复杂的系统是错综复杂、不可实现的,二阶控制论通过把人类引入系统,超越了从「客观」到「主观」的转变,而参与者也因此对他们关注、珍惜的事物负有责任。如果「控制论是理论,那设计就是行动」(兰夫·格兰维尔),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设计负责。

尽管控制论的许多源头与分支都流经 MIT,不过当媒体实验室于 1985 年成立时,原本蓬勃的控制论运动已经在一系列应用学科中销声匿迹。但它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设计,尤其是「设计思维」,作为一种实践出现并留存下来,迄今已超越许多它曾经影响过的学科。

演化中的设计

设计一词已经变成我们很多人所说的「手提箱式词汇」(suitcase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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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由明斯基在《情感及机器》(The Emotion Machine)一书中创造,用于形容有多重含义的词语,如「意识」、「体验」、「情感」等。

。它有太多种含义,以至于没有任何确切的定义——你可以把几乎任何东西称作「设计」。一方面,设计囊括了许多重要的想法与实践,而且把科学的未来置于设计的语境中思考,以及把设计置于科学的语境中思考,都是一项有趣又有收获的尝试。

此外,设计已经从有形与无形的物体设计演变为系统的设计、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的设计。这个演化正在转变设计师的角色;他们不再是核心的计划制定者,而是所处系统中的参与者。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需要一套全新的价值观。

今天,许多设计师为企业或政府开发产品和系统,主要用于确保整个社会有效运转。然而,这些工作范畴的设计并没有包括或者关注企业或政府需求之外的系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系统边界有别于其原本定义的时代。这些未被充分代表的系统,比如微生物系统和环境,已经陷入困境,对设计师来说也仍然是重大挑战。尽管这些系统是能够自我适应的复杂系统,但我们无意施加于它们的效果很可能为我们自身招致意料之外的负面后果。

MIT 教授内里·奥克斯曼与尹美真(Meejin Yoon)教授一门很受欢迎的课程,即《不同规模维度下的设计》。他们讨论不同规模的设计,从微生物到天体物理学。尽管设计师与科学家都不可能预测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的结果,尤其是在所有规模层面上,但我们能感知、理解我们自身在每个系统中的干预,并承担责任。此外,作为一名「参与者」,我们如果能保持对所处系统的认识以及训诫的态度、有意识地运用所有视角,我们就能参与到每一种规模的设计中。这将远不只是一个我们无法完全控制结果的设计——更像是生育一个孩子并影响它的成长,而不是设计一个机器人或一辆车。

这类设计的实例之一来自自称演化雕塑家的 MIT 教授凯文·埃斯维特(Kevin Esvelt)。他正在寻找编辑特定生物群体基因的方法,以实现它们对病原体的抗性,类似携带莱姆病的啮齿类动物和携带疟疾的蚊子都是埃文斯特的研究对象。这种特殊的技术,即 CRISPR 基因驱动,是一种基因编辑:当宿主被投放进入自然,他们所有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以及之后整个群体都将遗传被改造的基因,而我们将得以彻底消灭疟疾、莱姆病以及其他虫媒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关键的地方在于,编辑是嵌入到整个群体中的,而非单个生物。因此,埃斯维特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基因编辑或生物个体,而在于整个生态系统,包括我们的健康体系、生物圈、社会及其思考此类干涉行为的能力。要知道,这件事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要考虑这项设计将会对所有它触及的系统施加什么影响。

「人造」的结束

过去,人造的具现与有机、文化、自然的化身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如今,自然与人工似乎正在彼此交融。

控制论运动开始时,科学与工程的重点在于为弹道导弹导航、控制办公室内的温度之类的事情上。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属于「人造」领域,而且非常简单,采用科学探索中传统的分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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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 and Conquer, 通过把一个复杂问题分割成多个子问题、逐个解决子问题来解决原问题。

即可。然而,当今的科学与工程聚焦合成生物学或人工智能,这些领域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难题,我们因此无法再囿于「人造」的领域,也几乎无法把这些问题拆分划入现有的学科中。我们发现自己正越来越有能力直接在「自然」的领域中进行设计、调动资源,通过各种方式「设计」自然。合成生物学显然完全扎根于自然,凸显的就是我们「编辑自然」的能力。然而,即使人工智能属于与自然对立的数字范畴,它与大脑之间的关系也在逐渐深化,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无形又抽象的联想。我们发现,我们越发需要依靠自然的引导并利用现有的工具才能揭开现代科学世界的复杂性与不可知性。

通过继承控制论的衣钵、使现代设计的发展方向瞄准科学的未来,我们相信一种新的设计与一种新的科学或许将会出现;事实上,这种变化正在发生。

重新思考学术实践

MI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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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提供的开放式免费在线课程。

与 e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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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MIT 和哈佛大学创建的开放式在线课堂平台。

正在有条不紊地将讲座、知识传授与技能培训通过线上平台开放给世界各地的学生,让世界变得更好。 MIT 出版社、媒体实验室与图书馆则同时扮演另一个角色:为学术交流与合作建立一种崭新的模式,打破原本阻隔学者交流的人为障碍。我们想为思想的交流创造一个工具,汇集所有在现有学科之间和之外的反学科领域参与者,一起以别具一格、令人振奋的方式挑战固有的学术谷仓。我们立志为每一个人(不限于学术人员)创造一个鼓舞人心的空间,一起打造一个 21 世纪的新平台:一个新鲜的地方,一种新颖的思维方式,一种创新的做事方法。

学术界很大一部分工作围绕着在经同行评议的知名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展开。同行评议通常是指请你所在领域的重量级专家审阅你的研究,由其决定研究成果是否重要、独特。这样的体系导致研究人员更注重为一小部分领域的专家论证研究的价值,而不愿承担高风险、采用非常规的新方法。这种现象再次凸显了学术圈的痼疾:对越来越少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多。这导致了一种「超专业化」——不同领域的人之间很难合作,甚至沟通也不容易。

尽管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文献是建立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体系,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方式也许正在阻碍我们前进。布兰德把学术论文比作刻有如下字样的墓碑:「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直至生命尽头,我们将其埋葬于此。」我提议设计并打磨一份全新的跨学科期刊,采用开放的合作性互动模式,来取代正式、结构化的同行评议体系,从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也最有趣的问题,同时其自身也不失为一项实验。

三十年来,MIT 实验室欣欣向荣,未曾失去它的意义与热情;与此同时,多数其他只专攻一门学科的研究实验室却难以长久维持自身的影响力。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一种思考与行事的方式,而不是单一的研究领域或特定语言。我相信,开发一套更好的设计系统与一套更好的部署及影响理论才是关键。

作为参与此项目的设计师,我们会专注地改变自身以及自己的行事方式,进而改变世界。有了这个全新的视角,我们将能解决那些至关重要但与现有的学术系统还无法很好兼容的问题:我们不会设计其他人的系统;相反,我们将重新设计自己的思考方式与工作方法,先影响自己,再影响世界。

本文由 ONES Piece 何聪聪翻译,王沫涵校对。ONES Piece 则是一个由早期投资机构 ONES Ventures 发起的非营利翻译计划,聚焦科技创新、生活方式和未来商业。